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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宪法是德国第一次真正按照民主和自由原则所进行的立宪实践，其对德国宪政发展的意义是重大的。

人们都知道有法律有法制不意味着有法治，因为法治意味着法律得到良好执行。[⑩] 参见莫纪宏：《宪政的名实之辩》，载《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

[24] 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21] 顾培东：《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许崇德：《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载《法学》2008年第2期。尽管我国当代学者对宪政的理解包含了宪法至上，[114]但当宪治与法治对应使用时，更有助于表达和弘扬宪法至上的理念。

[12] 例如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38]2012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均指出：宪政又可叫做‘宪治。这种伤害是否应该得到法律承认呢？ 第三，家长制是否完全不允许存在。

在德国法的判例中，良俗的违反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德国民法中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主要包括：设定过度担保的行为、危害其他债权人的行为、束缚债务人的行为、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通过法律行为设立性交易的行为。当一个人由于这种行为而背弃了他对一个或多数他人的明确而可指定的义务时，这情事就被划在只关己身的那一类情事之外，而应当在道德面前接受质问，甚至应该接受法律的谴责。他将公共道德等同于公众情绪，明显具有不理性的痕迹。在理解民法中社会公德的含义首先应该肯定民法作为下位法应该服从人民在立宪时刻所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民法条款中的社会公德的内涵应该与宪法保持一致。

比如，逝者的权利保护一直困扰着以人的主体性为立法基础的近代法，因为逝者无法成为权利主体。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而这恰恰是宪法序言的表述所欠缺的。并且个别化与法律的普遍性背道而驰。在宪法体系中，基本权利体系最直接地体现了人解放和自由的地位和保障。有时候我们的感情未必如此强烈。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法律的执行仅限于公共事项。[xviii]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终极关怀的不仅仅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但如果一个住房是以适当的价格出租的，那么这项出租合同是有效的，即使出租人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悉出租房将要用来从事何种活动。

该遗嘱属无效民事行为。对马克思来说，爱自己或爱他人，关注私利或者追求美德，那是完全次要的问题。

当这一套制度和道德已经和现代社会的道德制度格格不入时，就不应该因为道德或者社会稳定允许其存在。伦理道德如果维系着重要的社会利益，仍有通过法律保护的价值和可能。

近代宪法框架下，政府是恶的形象，是公民自由的最大敌人。（四）保护某种重要的社会制度 一种公共道德也可能因为其对某种制度来说至关重要而受到保护。不过宪法51条既是社会公德条款的死机也是其生机。其次，在社会公德比较常见的可选项有个人道德、伦理道德以及制度道德，三者之中宪法提倡制度道德，给予其最高的权衡比重。[xxxii] 中国当代涉及社会公德大部分判例基本比较正确地把握了这一趋势，大部分相关判决社会公德一般和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这或许说明法官在潜意识中认为社会公德应该指向社会领域具有充分的社会利益。第一，道德的自律和多元。

劳工法院认为，虽然并非全部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都只是针对国家权力而发的自由权，而是有一连串重要的基本权利规定，皆是社会生活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之意义。[xxxviii] 参见陈新民. 宪法基本权利及‘对第三者效力之理论[J]. 政大法学评论, 1985: 31. [xxxix] （1996）娄中经终字第109号. [xl] （2007）北民一初字第391号. [xli] （2011）宿中民终字第161号. [xlii] （2004）荥民初字第36号. [xliii] （2002）海中法民终字第63号. 作者简介：陈斯彬，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社科院法学所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和社科院法学所联合招收博士后。

反对否定人的主体性的旧道德。在该案中，黄永彬将个人财产遗赠给张学英的行为或许会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谴责和否定，但并不能当然地认为是对财产处分权的滥用，认定该遗赠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

事实上，国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家父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得到期待受到认可。而现代以来，随着形式平等观念的破产，政府逐渐跨出守夜人的角色，以社会权出发点开始关照公民个人生活，为公民个人积极提供良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道德法律强制导致服从者将出于恐惧，而非道德遵守法律。婚姻法22条正视了这一现实，并且以可以措辞，我们理解这也意味着子女可以取父母之外的第三姓。对此，我们应该冷静地扪心自问，是否它真的如此令人讨厌以致其存在即是一种冒犯。他在《法律、自由与道德》一文中最后说：毫无疑问，我没有证明这些东西不具有价值并且不值得人类为之付出的苦楚与自由的丧失。

在联邦最高法院巴恩斯诉格伦 (Barnesv.Glen)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一个州的法律，该法律禁止脱衣舞。[xii]谢维雁主张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是一种整体效力。

在姓名权法律解释的合宪性考察中，应该坚持道德中立的立场，揭开道德的面纱，具体考察其所代表的个人或者社会利益，权衡取舍。但除了身体和经济的伤害，法律也是承认感情伤害的。

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对于自己及家族的姓氏，怀抱着近乎神圣的感情。因此，在社会危害性和个人受限制之间，需要从事的工作是平衡。

近代道德和法律两分的立场经典地呈现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之中。社会公德是开放的概念，各种道德渊源都可以通过竞争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被称为社会公德。当然家长主义立法也应有其界限，不应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公德并非亘古不变始终如一，而是具有多种来源，处在不断受到影响不断更新和变化的过程中。

其次，民法强调私法自治，这留给了伦理道德更多空间。第二，人大常委会并未真正维护传统。

八、新爱夫妇快百年时，另有遗言相赠。其二，将社会公德和社会安全相联系。

其二，德富林将公共道德和一定的社会秩序相联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该判决曾受到剧烈批判，认为是对封建旧家族制度的价值观念的认可和维护，与新宪法的民主主义平等观念格格不入。